（一）涉案方
弗雷德·斯特公司（Fmd Stem）经营橡胶进口和销售，因经常缺乏营运资金而不得不向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1925年1月宣告破产。厄特马斯公司是弗雷德·斯特公司的贷款商，以弗雷德·斯特公司1923年的资产负债表及其审计报告为基础，1924年向弗雷德·斯特公司提供了10万美元的贷款，随后又向其发放了两笔总计6．5万美元的贷款。道奇（Touche）会计师事务所自1920年起就一直为弗雷德·斯特公司查账，为弗雷德·斯特公司1923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签发了无保留意见。
（二）事实真相
1923年年底，弗雷德·斯特公司处于资不抵债的无望状态，却虚构70．6万美元的销售收入和应收账款，对外报告拥有100万美元的净资产。
（三）审计问题
对12月份临时虚构的70万美元的销售收入不加询问与函证，而所附的17张销售发票既缺少货运号码，也没有客户订货单号及其他有关的资料，只要瞟一眼就能看出是假的，所反映的销售业务没有一笔是真正发生过的。
（四）旷日持久的法律争端
最初，纽约地方法院陪审团判厄特马斯公司合谋欺骗指控成立，随后先是纽约地方法院负责此案的法官推翻了陪审团的判决，后来纽约最高法院以3：2维持了陪审团的仲裁，最后更高一级法院裁决“推翻陪审团判决”是正确的，但暗示重大过失指控可能会获得成功。道奇与尼文会计师事务所眼看败局已定，只得在庭外与厄特马斯公司达成和解，同意赔偿。
（1）纽约地方法院陪审团认为，“当老熟人和良好的声望在一开始就有不容置疑的疑点时，那么对这些疑点的分析就将导致怀疑和不信任”。（2）纽约地方法院负责此案的法官则强调，“除非疏忽大意造成了被告相对于原告具有责任的破坏，否则它不能成为提出控诉的理由。如果不把被告的责任限制在斯特公司之内，而是将其延伸到可能阅读与依赖斯特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所有人，那么就等于强迫被告对全世界都承担一种潜在的责任”。（3）纽约最高法院的法官麦克阿维认为，“事务所不能在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后又声称对此不负任何责任。正因为被告的专业知识，银行和商业机构才要求独立的会计师出具审验合格的资产负债表，并据此发放贷款。他们有权要求事务所在表示审计意见时，应合理地保持谨慎小心的专业精神”。 （4）纽约最高法院的法官芬奇相信，“如果原告曾经告诉过道奇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人员，他们将依据审计意见来发放贷款的话，那么审计人员就有机会来估计他们所负的责任和风险，从而在确认出具此项审计意见的责任后，就能决定出对账户审查应达到何种程度”。（5）更高一级法院的主审法官杰明·卡道住基本上同意芬奇法官的意见。但他指出，“如果斯特公司在签约时指定厄特马斯公司作为合约的受益人的话，那么他的判决将不会是这样的”，还暗示说，如果厄特马斯公司以重大过失行为对道奇与尼文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诉讼的话，他们可能会获得成功。
（五）意义和影响
开创了对非审计当事人承担责任的先例，即厄特马斯主义，并促进了审计报告由“证明式”向“意见式”的转变。
1931年7月，Richardson在讨论厄特马斯公司案例对审计师和审计报告的影响时，提出了以下建议：每一位会计师的报告只提供给客户，这似乎是相当清楚的。会计师应当将其报告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事实（即审查范围），另一部分是解决意见。会计师可能应当抛弃证明书并仅仅只做出报告。证明书一词，已经使用了多年，是相当不恰当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被抛弃，尤其是在提及意见时，证明一项意见的说法是极其荒谬的。也许，厄特马斯事件将是引起报告改革、删除证明和证明书的措辞的机遇。Richardson的建议在1934年初步确立的美国标准审计报告中，得以变为现实。

转载此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