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到一个疑难案例，事关该上市公司是否戴“*ST”问题(二连亏)，某证券会计所对一家上市公司在2003年报中是否对该公司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补提坏账准备问题产生疑问。该上市公司拟用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与另一公司(非关联方)的土地使用权进行置换(预计2004年上半年完成，双方已有协议，但未经股东大会批准)，截止2003年12月31日，拟置出的3年以上应收账款原值为2.68亿元，已提坏账准备0.73亿元，净值为1.95亿元，根据该公司的会计政策，2003年末应补提坏账准备0.36亿元，应收账款净值为1.58亿元。这样该上市公司将连续2年亏损。现在上市公司认为，如果换出的应收账款与换入土地使用权(评估值为1.96亿元)相当，不发生减值，即预计可回收金额高于拟换出资产的账面值，则拟换出的应收账款不按相应的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

　　笔者的观点是，应补提。理由是应收账款的“预计可回收金额”应理解为一种公允价值，亦即转让给独立第三方的公允市场价值，该上市公司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原值为2.68亿元，即使补提0.36亿元，计提的坏账准备也只有1.09亿元，计提比率也只有40.67%，远低于一般上市公司3年以上应收账款计提标准。对于该笔资产置换，一方面还没有法律效力(股东大会还没有通过，土地使用权也没有过户)，另一方面是不是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以及土地使用权高估情况目前很难判断。审计师有足够理由怀疑应收账款的期末公允价值低于1.95亿元，实际上土地使用权评估价1.96亿元与应收账款账面价值1.95亿元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但事实上，笔者怀疑会以“不补提”为最后会计处理结果，因为这牵连到二连亏问题，该笔会计处理将给上市公司带来数千万元的利益或损失，如此具有重大经济后果的会计处理决不能就会计论会计，还要考虑政策效应，这种政策不一定是党的政策、国家政策，可能是行业政策、地方政策，在政策与原则发生冲突时，审计师该如何选择？

　　汤云为老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政策优于原则”的概念，他说，当公允价值的采用可能严重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的时候，政策制定者宁可选择牺牲相关性而确保可靠性。这也反映出在政府主导的准则制定体系中内在的逻辑，即政策优先于原则。这是中国会计准则的发展过程为何区别于其他很多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1 。他谈的是准则制定层面上的“政策优于原则”，其实以公允价值为例谈“政策优于原则”不是很恰当，我国的债务重组收益、非公允关联交易收益进资本公积才是真正体现准则制订层面“政策优于原则”。今天笔者要谈的“政策高于原则”是在准则执行层面，当政策与会计准则发生冲突时，中国会计标准执行者的选择。笔者曾对ST幸福会计风波作了以下评论 2：

　　ST幸福的“重大会计差错”会计处理不管是从会计标准的规定或会计理论的推导都是错误的，唯一能支持该会计处理的是社会效果或政治效果的考量，湖北大信也提出“从有利于经济发展出发，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理由，也许这才是ST幸福能“死里逃生”最主要理由，此案引发的思考是当审计的社会效果与准则效果发生冲突时，独立审计师是否除了考虑会计标准外，是否应考虑社会标准，并以社会标准为主要依据？从独立审计的客观性来讲，独立审计师应以会计准则(制度)为准绳，如果同意偏离现行的会计准则(制度)，要说明理由，但湖北大信并没有在说明段中充分说明同意ST幸福偏离现行会计标准的理由。这种现象并不是湖北大信才有，其它会计师行也不同程度存在这种现象。

　　安然给美国投资者造成800亿元美元损失，世通更是造成1000亿元美元损失，而五大一年总收入也没有800亿美元。中国银广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也有70亿元(人民币)，但中国上市公司一年支付的审计费不超过7亿元，当时，正在基于这种成本和效益的衡量，政府准备实施补充审计，后来夭折掉有种种原因，主要是受到国内CPA强烈反对，有些事情不能单纯从经济上去衡量，当然更大的冲击来自安然事件，更来源于管理层的理性，这种理性有时可能指被纵容造假：中国股市当时极度低迷，而上市公司造假又是普遍现象，实施补充审计可能导致一系列财务舞弊案暴光，这是股市所不能承受的。为此，管理层转换思维，继续以“发展中规范”思维解决上市公司花账问题：一方面肯定要解决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问题，一个充满证券欺诈的股市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另一方面要以渐进式的方法促使上市公司解决造假问题，这里面最重要手法就是重组。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如果一切按管理层的思维发展，那应该是良性的，通过重组解决财务造假问题，将不良资产或虚假资产从上市公司剥离或置换出去，但事实是，这种重组也不是一步到位的，以政府为主导的重组资产相对较实，但以民企为主导的重组资产相对较虚；但好在中国股市本身也通过再融资体制为解决假账问题提供了一条途径：如某上市公司，账面每股净资产3元，但实际只有1元，每股有2 元净资产是泡沫；通过重组，重组方以账面价值将2元泡沫资产剥离(重组方损失2元)，此时每股净资产实际有3元，通过溢价增发或配股，账面每股净资产升到6元，重组方每股赚3元，整个过程下来，重组方每股仍赚1元。但这样一来，每股2元的泡沫资产就成功被剥离掉，账面上就没有虚假的资产，那么这种虚假资产由谁来买单呢？当然是投资者，但是如果再融资不成，则只有重组方买单。

　　中国独立审计既要重“审计效果”，也要重“社会效果”，如果纯粹按执业规则，发现上市公司以前年度业绩不实，则按规定可能要作为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并调减以前年度损益及相关的资产；但在“发展中规范”的思维下，CPA一般选择不追溯调整，但要求剥离不良资产，要不然就要对不良资产在当期计提减值准备，因此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报告年度出现亏损；如果上市公司有能力剥离不良资产，则不计提减值准备；如果没有能力，就奉劝上市公司计提巨额的减值准备，以减轻二连亏、三连亏的压力。正是这种思维导向，大家可以发现年底前重组公告特别多，也发现上市公司巨亏现象普遍存在(不亏则已，一亏惊人)；当然也有一些上市公司既无力解决不良资产、也不想当年度报出亏损，那就采用会计政策变更甚至重大会计差错将潜亏转移到以前年度，但谁也不会承认以前年度做假导致今日的资产不实。2001年纵横国际成为焦点就是其CPA没有按正常的方式操作，将客户以前年度造假在股东大会上给揭露出来，引起市场轰动。

　　这种以“社会效果”为由同意客户偏离现行的会计准则现象在某方面已演变成“客户购买会计原则，独立审计师滥用审计意见”的局面，笔者认为，独立审计仍应以会计准则为重，至于社会效果与审计效果发生冲突，则应交给监管部门去判断，湖北大信这种作法不宜提倡，如不注意，就会导致客户购买会计原则现象的边缘化、合法化，有损独立审计的独立、客观、公正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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