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财经》



2004年2月20日，中国银行(下称中银)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向媒体正式披露，该行副董事长刘金宝涉嫌经济犯罪，目前已被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审查。此前一天，在中银的网站上，刘金宝的简介和照片已被悄然撤去。
历时三年的调查对刘金宝的调查并非因周正毅案而发，最早可推至2000年底
去年5月，周正毅事件爆发后，关于审计署曾经先期彻查中银上海分行的消息一度被广泛征引，但多为无从证实的传闻。然而据《财经》多方了解，不仅审计署报告确有其事，中央金融工委更曾先期进入，并委托德勤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对上海万泰进行过银行贷款检查。对于刘金宝的调查并非一触而发，而是旷日持久，其时间最早可推至2000年底。
2000年12月，中央金融工委的一位副书记带队对中银上海分行进行的一次例行检查，揭开了整个事件的序幕。接近中银上海分行的消息人士告诉《财经》，此次检查名为例行，实则是有备而来，因为有关当局此前收到了对中银上海分行违规发放贷款的具名举报信。在一个月的紧张工作后，情况的严重性令人愕然：一家名为上海万泰集团的民营集团，通过20多家关联公司，三四年间从上海中行先后贷款28笔，总额本外币达14.8亿元，本息合计近16亿元，除两笔当时属长期贷款尚未到期，95％都已变成为不良贷款!
更令人心惊的是，上述贷款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即不到3亿元有抵押品，其余均为信用担保，而其中又有70％以上更是万泰及关联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
对于当时贷款规模不过300多亿元的中银上海分行来说，这已是最大的一笔不良贷款：当时上海中行的不良贷款超过 10％，仅万泰一家就占5％左右。
2003年5月下旬刘金宝被急调回京，紧接着上海农凯集团老板周正毅和万泰集团董事长钱永伟同时被“有关部门”调查。此后，上述情况曾在媒体有所披露。
在上海人们对万泰集团知之甚少。 2001年初调查组进入后，中银上海分行和万泰集团曾共同委托德勤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对其进行独立的银行贷款检查。一个月后，审计师报告揭示：上海万泰集团及关联公司(下简称万泰系)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除同大昌和华安大厦尚在或拟继续开发外，其余均已完工或停滞，即使以乐观的估计，上海万泰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开发及投资项目资金回收额为人民币3.2亿元，仅为上海分行16亿元贷款本息的20％。
审计师的结论令人惊诧：万泰的持续经营已发生严重问题!
万泰集团的老板钱永伟自1998年后在香港同时持有一间上市公司新万泰，但没有资料表明，钱氏能借新万泰的业务收入或其他资金偿还万泰系欠下银行的巨债。
2001年3月，国家审计署开始了对中国银行的审计。在抽调了外地特派办到中银上海分行紧张工作了几个月后，他们的结论一致。结束审计后，审计署随即向上海公安局报案，并移交了有关案卷。
淀山湖别墅交易一次看来是为掩盖不良资产发放的贷款，成为了钱永伟和刘金宝关系“升华”的关键因素
一家并无显赫背景的民营企业，一个资质平平的钱永伟，为什么可以成为中银上海分行始终不渝的宠儿?
周正毅事件爆发后，钱永伟与刘金宝的关系成为坊间津津乐道的谈资。刘金宝在上海任职期间，两人同去KTV的情形为人熟知(参见《财经》2003年6月20日号文章《双面钱永伟》)。然而两者身份地位毕竟相去甚远，一个是发自草根层，曾在闵行纪王镇开小拖拉机的“大伟”(钱发迹前的昵称)，一个则是年少得志，在外汇市场上享有盛名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两个身份和背景相去甚远的人物，“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
在与中银上海分行亲密接触前，1963年出生的钱永伟还可称得上是一个年青有为的房地产商，他仅有的几个后来看来尚可的项目均在此时完成，比如1996年4月的长寿路同大昌项目(即后来的光明城市公寓项目)、1997年的泰古酒店公寓项目等。然而在获得源源不断的银行资金后，钱永伟便再也无心经营实业，原有的房地产项目运作不是停滞就是荒废，“再没有做成过一个像样的实业了”，一位知情者评价。
事后看来，正是淀山湖别墅项目——一座烂尾楼，也是中银上海分行的重要不良资产——才是钱永伟和当时的中银上海分行行长刘金宝关系“升华”的关键因素。从中银对万泰系公司的贷款时间顺序就可以看出：上海万泰在中银上海分行贷款的初始记录源自1996年4月，直至1996年11月，共有2900万美元贷款。其中2500万美元以万泰所属的各种房产作抵押，另有8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总共不到3亿元。
1997年8月13日，万泰从中银上海分行又贷得一笔2235．2万美元的款项，由万泰集团提供信用担保，其合同用途竟写明了就是“替金利还贷”。
金利，全名上海金利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香港利华行持有80％股权，曾在1993年以开发淀山湖别墅为名从上海中行贷得 223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8亿元)，投入 7000万元左右开发淀山湖别墅，1995年停工变成烂尾楼，其余1亿多元被挪用，变成上海中行的不良资产。
香港利华行和中银的关系至今仍是一个谜团，不过万泰的接手肯定是与上海中行达致默契的结果，并在1996年9月就有所安排。1997年11月，金利的股权正式转让给了万泰，并更名为泰都房产公司(详见本刊 2003年7月20日《上海万泰虚实》)。
1997年8月正是刘金宝确定调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常务副主任兼香港分行总经理的当口。显然，这是一份厚礼，是钱永伟“帮助”刘金宝干干净净赴港上任的重大举措。虽然现在看来钱的做法仍然是“空手套白狼”的典范：即便是替金利还贷的2235万美元也是由上海中行安排，且没有一分钱实物抵押!
钱永伟就此取得了刘的充分信任。按刘一手安排，上海中行对钱永伟开始了源源不断的资金输入，仅淀山湖别墅项目续建，就先后有四笔贷款8500万元人民币、 400万美元合计1亿多元放出，而且全部为万泰集团信用担保。此外还有以开发鹿特丹花园、华安大厦等项目为由的贷款约1.9亿元，全部仅有万泰集团的信用保证。
但事后看，钱永伟根本没有把一分钱用到淀山湖项目上，而是挪作它用。到目前为止，淀山湖项目仍然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烂尾楼，甚至比万泰接手时更加不堪。
如此计算，钱永伟共在刘金宝任上(由刘亲自放出或安排放出)获得近8亿元的贷款。其中只有2500万美元(约2亿元)有部分房产作抵押，比金利原来造成的窟窿不知道放大了几倍!
另一个事实是，在1999年对万泰的贷款基本中止后，2000年1月，上海中行又对泰都放出130万元的贷款，其用途仍然是替金利还贷。继任者周路中银上海分行对万泰的贷款过程，经历了一次人事变动后又恢复了“正常”。 1997年11月，中国银行总行综合计划部总经理周路从北京到上海，接替刘金宝出任行长。周路到任后，有约六个月的时间没有对万泰放款。仅有的一次对淀山湖别墅项目的追加贷款3700万元，据说也是在刘走时就安排就绪的。
然而此时，无心实业的万泰早已根本离不开中行的哺乳了。从2000年末其贷款总额看，万泰的95％的贷款来自中行，只有 1亿元来自其它银行。
按照情理推断，周路需要做出的是一次艰难的选择：如何处理刘金宝任上留下的对万泰7个多亿的贷款，是置之不理任其暴露，还是饮鸩止渴?
这是在1998年，刘金宝仕途的关键时刻。1997年9月，由原中银副行长而兼任港澳管理处主任及中银香港分行总经理的羊子林离任，接任者为两人：中银副董事长、副行长蒋祖祺接任港澳管理处主任，而刘金宝担任常务副主任兼分行总经理。蒋祖祺系中银二把手，排名仅在当时的行长王雪冰之后，事实上常驻北京，香港日常业务则由刘金宝打理。
很显然，时年47岁的刘金宝正处于一种“过渡性安排”。如无意外，则最终可升任正职，更可真正成为总行级领导。而刘氏所遗留的万泰系贷款如出现大闪失，则可能直接影响其仕途。
出于无法获知的原因，台前的结果更像是一次赌博：1998年5月，周路任上放出了对万泰的第一笔贷款，前后两次共3000万美元，以收购莘庄工业区股权的名目贷出。这笔贷款经过了中行的内部贷款程序，一位分管副行长在签署意见时留下了这样一个伏笔：“根据会议所定同意。”
这是个什么样的会议呢?《财经》目前无从查证，但可以推断的是，正是这个神秘的会议通过了一个“向万泰继续放款—收回贷款”的大胆计划。不管该计划是否明示或付诸文字，此后的放款记录已然不言不明：从这天起，周路把自己和上海中行继续绑在了“刘金宝—万泰”这驾失控的战车上，并且越走越远。
1998年7月，在香港，来自上海的地产商钱永伟一掷1.74亿港元，买下了上市公司瑞昌58.5％权益，并将公司更名为新万泰(0433.HK)。后来的调查表明，中银上海分行所贷3000万美元之绝大部分和另一笔 2亿元人民币贷款均流人香港，用途极有可能就是收购和炒作新万泰。据《财经》了解，周路表示他对钱用中银资金买壳并不知情。
1999年1月，刘金宝出任香港银行公会主席。不久之后的1月20日，中国银行正式公告，刘金宝升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和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随后的2月8日，王雪冰特地前往香港出席中银港澳管理处召开的春节酒会，正式向与会嘉宾宣布这一任命。
对于刘金宝来说，这是1994年担任中银上海分行行长以来的第三次擢升。
然而，此时的周路和中银上海分行，还在前任行长开出的歧路上疾走。接近中银上海分行的消息人士告诉《财经》，1999年9月，中银上海分行就发放对万泰最后一笔高达1亿元的大额贷款进行讨论时，行长周路曾经坦承：此举“实际上是在救万泰”，否则“万泰要破产，我们也要因此大受损失”，足见其彼时的复杂心态。
从1998年5月开始到1999年9月止，周路任上对万泰的贷款达到10笔，金额7亿元，截至2000年末已全部形成不良贷款，其中只有6300万元有万泰所属泰古公寓的部分楼盘作抵押。
2000年间，新万泰控股的股价从钱永伟人主时的0．40港元，一度飙升至1．6港元。周路此时也不免放出豪言：1998年后放出的5亿多元贷款收回不成问题!可惜好景不长。2003年7月钱永伟被扣留时，股价早已坐了一次过山车，跌至0．2港元以下。
2003年7月，周路被免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职务。至今尚未公布进一步处理决定。

刘金宝其人
2003年5月22日，从香港返京的刘金宝按惯例被安排住在位于西直门附近的中苑宾馆——这是中国银行(下称中银)的下属资产，也是行内高官往来栖止的寓所。刘此行名曰述职，但旋即被免去中银香港行政总裁一职，并从此在中国的金融舞台消失，直至今年2月20日宣布被移交司法机关审理。
此时，刘金宝尚未被正式“双规”。据知情人称，刘每天怀揣两份文件出门寻求帮助，一份是香港证监会对周正毅控制的香港上市公司上海地产收购另外一家上市公司建联通的交易批准函，另一份则是香港金管局对中银香港为上海地产此宗收购提供近20亿港元过桥贷款的批准书。当时正是对这一过桥贷款的放行，引来了香港廉政公署的质询，并将刘金宝推至漩涡之中。
这是刘金宝一生中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机。在此之前，刘金宝虽无显赫功勋，宦途却一帆风顺。他1976年毕业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随即成为“文革”后中国银行接收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次年底，他更作为其中的佼佼者被派往伦敦分行工作，成为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外汇和黄金交易员之一。其间，据称在交易员岗位上业绩不俗。
从1982年到1993年，回到中银上海分行的刘金宝如鱼得水，十年间迅速从一个外事翻译升至中银上海分行行长之职。1995年，刘氏曾有《名人日记——金融之回响》一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在上海期间的功过已少有人知，然而此后的事件证明，上海中银最终成为了刘个人生涯的滑铁卢。刘金宝在上海期间，除向万泰违规贷款外，也有传闻还曾经手好几单到香港买壳上市的贷款。
无论如何，自1997年8月起刘金宝转任中银香港分行总经理，开始了新的履历，但并未割断与故土的千丝万缕。彼时正是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之际，广信破产、粤企重组，刘金宝均身处其中。据香港报纸称，自 1999年后担任银行公会主席的他曾穿针引线组织访京团；其呼吁业界“放水养鱼”，更成为一时佳句。
当时报载，“(亚洲金融危机)令他夜夜失眠，刻骨铭心，风暴过后，他瘦身20多磅。”其实刘个人的命运也在风雨飘摇之中：上海中行贷向万泰的巨额贷款难以收回，而刘当时在中行港澳管理处也只是常务副主任，直到1999年初才被扶正。值此之际，刘金宝食少事烦，当不为虚。
2001年6月，中银香港重组方案宣布，刘金宝被任命为筹备组主任，参与了中行旗下12家银行的合并与上市的全过程，并被选为"2001年香港十大财经人物”，与李嘉诚、曾荫权、任志刚等比肩而立。这也是刘金宝职业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刻。“无论如何，中银香港重组如此复杂的操作中没发生大的差错，刘金宝是有一定功绩的”，一位参与重组的人士如是评价。2002年7月，香港中银挂牌香港股市。刘金宝出任上市公司总裁。
世事充满讽刺，刘金宝在中银上市之初曾对记者表示自己“不爱太平淡的人生，乐于接受挑战”，并放言定下一个两年定去留的目标：如果两年后中银香港达不到董事会指标，就会选择离职。然而并未等到两年，雄心尚在的刘便以不光彩的形式收场。
熟悉刘金宝的人都称他非常热衷于荣进之路，在上海时曾动过进入政府的念头。“(刘金宝)能力不是很突出，但很有做官的野心和冲动”，一位曾与刘共事的香港人士如是评价。一个近乎戏谑的真实故事是，在中银香港重组期间，刘金宝在一次与渣打银行开会后，向几位朋友感慨：“渣打银行的总裁有好几个秘书，而我只有一个!”
尽管身为香港银行界重量级人物，刘金宝与内地在港的其他金融界人士并不密迩，而是有自成体系的社交圈，事实上与他交好的周正毅、钱永伟之流尽管出手阔绰、极尽豪奢，但并未在香港金融界打开局面。
熟悉的人说，操着一口上海普通话的刘金宝有着市民色彩的嗜好：喝酒和追星。事实上早在上海任职期间，刘就被许多人见到与钱永伟一道出入KTV等娱乐场所。然而内地及香港金融界人士对刘的印象多为性格内向，为人谨慎。
据称，刘平素对自己的奖金、报销之类小事均非常在意，于严谨之中给人以经济并不宽裕的印象。及至此番“出事”，更使许多金融圈中人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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