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责任的内涵对经济责任审计有着质的规定性，它直接决定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客体)和内容。尽管中办、国办1999年下发的“两个暂行规定”对经济责任审计的概念、对象和内容作了规定，但从一些地方的规范性文件和具体审计实务情况看，各地对经济责任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却不完全一致，甚至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对审计对象或客体以及具体审计内容的确定上。笔者认为要探讨经济责任的内涵及其与审计的关系，必须从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两个方面入手。
　一、从历史发展看经济责任和审计的涵义及其相互关系
　 对“经济”和“责任”这两个词有多种解释。《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对“经济”一词的解释是：(1)指经济关系诸方面的总和，它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基础； (2)指社会生产；(3)个人或集体的收支情况；(4)节约，即以较少的耗费获得较大的成果。对“责任”一词的解释是：(1)应尽的职责；(2)应该承担的过失。这些解释中，哪种才是经济责任审计中所适用的涵义?我们首先从经济责任和审计的产生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
　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使财产有了进一步积累，财产量越来越大，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由于经营活动范围的扩大和自身精力的限制，不可能再亲自经营和管理其所有财产，只好将部分乃至全部委托他人去管理、经营。这就是财产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以及由这种分离所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受托管理者应当忠实地管理受托财产并向委托者报告管理结果，如果管理不当，应承担相应的过失，这就是受托管理者承担的经济责任；财产所有者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和明确受托管理者的责任，必然要求通过具有独立性的第三者对其经济责任进行审查，这种审查行为就是审计。就国家审计而言，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随着国家管理事务中经济责任关系的形成，为促使经济责任的严格履行而诞生的。此时国家审计机构的主要职责是从经济角度监督各级官吏是否忠于国王或皇帝，是否管好、用好了国家资金，是否充分发挥了国家机构的经济管理职能。当时的审计，是统治阶级加强经济治理和专制主义的工具。由此可见，经济责任和审计是与生俱来的，没有经济责任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审计思想、审计理论和审计制度的产生；经济责任既是审计起源的前提条件，也是审计的直接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责任审计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由来已久的；对经济责任的审查、鉴证和评价乃是审计应有之义。
但是，经济责任是委托方和受托方之间的一种无形的纽带关系，作为第三者的审计机构要对其进行审查、鉴证和评价，就必须取得反映其轨迹和内容的形式和载体，这种形式和载体就是对受托财产经营管理活动进行的专门计量与记录，也就是财政财务收支资料以及与其有关的其他资料。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所谓经济责任审计中的“经济”，应当是前述四种涵义中的“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和节约(或称效益)”，这两种涵义中，效益是收支的结果，收支情况是反映收支过程及其结果的信息。“责任”应当是上述两种涵义的全部，即“应尽的职责和应该承担的过失”。因为通过审计不但要对过失(否定后果)进行追究，而且还要鉴证和评价应尽职责的正常履行程度，以便为确定或解除经济责任奠定基础。如果将“经济”和“责任”联系起来，那么经济责任审计中的“经济责任”应为对财政财务收支活动及其结果，以及与之有关的经济活动应尽的职责和应当承担的否定后果。
　二、从现实看经济责任的本质内涵及其与审计的关系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审计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在现代民主国家，任何行政机构均应对代表人民的立法机构承担一定的责任。这种责任可以分为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四部分，其中经济责任是最基本的。按民主制原则，所有政府行政机构和官员均应受人民的委托，对公共资金和资源进行管理，所以应受到严格的经济责任制度的约束。可以说，对这些受托管理者的经济责任加以监督，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没有现代民主政治，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府行政机构和官员的经济责任；没有这样的经济责任，就没有现代国家审计制度。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审计法》规定的审计机关的职责，较好地遵循了上述规律和要求。审计机关审计的对象范围总体上限定于公共资金和资源上，具体可划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财政财务收支及其他公共资金的收支、运用情况；二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反映经营管理活动的财务收支(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这两个方面都是管理主体接受立法机构的委托对全民财产——国家财产行使管理、使用和经营职责，其管理、使用和经营情况如何，都应当通过独立的审计机关的审查，向立法机构承担责任。这就是我国国家管理事务中公共资金和资源领域的经济责任；对这种经济责任的审查、鉴证、评价和追究，就是我国建立国家审计监督制度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基础。
　与经济责任和审计产生之初不同的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以及社会化大生产的快速发展，公共资金和资源的管理、经营活动日趋复杂，经济责任的内容也随之不断丰富。一般来讲，现代意义上的经济责任可以分为宏观经济责任和微观经济责任两个层次。微观经济责任可以单个经济主体的财政财务收支来表现；而宏观经济责任有的能够通过财政财务收支来表现，如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有的则只能通过统计指标等相关资料来反映，如国民生产总值、物价与消费指数、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及储蓄存款、农民负担等。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审计机关应否审计非财政财务收支反映的宏观经济责任?答案应当是否定的。道理很简单，一是这些宏观经济责任内容超出了审计的范围。《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审计是审计机关依法独立检查被审计单位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和资产，监督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真实、合法和效益的行为”；中办、国办“两个暂行规定”规定的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尽管包括了对“有关经济活动”应当负有的责任，但主要是对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应当负有的责任。有人认为，这些“有关经济活动”既然是财政财务收支以外的经济活动，自然应当包括非财政财务收支反映的宏观经济责任内容。我们认为，“两个暂行规定”对“有关经济活动”的规定，与《审计法实施条例》对“其他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和资产”的规定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只是提出的角度不同，都是指一个单位的经营目标、预测决策方案、经济活动分析资料、经济合同、技术资料等及其反映的经济活动，这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内容与形式、活动与载体的关系。之所以将它们作为审计的对象或客体，是因为它们与财政财务收支的“三性”具有密切关系，我们不妨称其为“准财政财务收支资料或活动”，因而不可广义地理解为与财政财务收支无关的宏观经济责任指标。这一点可以从审计署关于“两个暂行规定”的《实施细则》中得到印证。至于被审计领导干部个人经济上的廉洁自律行为，基本上也都在其所在单位或其他有关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中得到反映，因而总体上并没有超出财政财务收支的范畴。二是在现实条件下，即使审计机关对非财政财务收支反映的宏观经济责任指标进行审查，也不能称其为审计，而只能称为调查或检查。而且这种审查既很难将情况和问题查清楚，也很难作出恰当的评价，难以满足有关方面的要求，因而会逐渐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财政财务收支(含准财政财务收支，下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才是审计意义上经济责任的本质内涵；对财政财务收支“三性”所负有的经济责任进行审查、鉴证、评价和追究，才是审计的固有属性；审计过程中即使对“其他有关资料和有关经济活动”进行审查，也不会对“审计的对象或客体是财政财务收支”这一基本命题产生本质的影响。否则，审计不但会失去自己的本质特征，混同于一般的经济检查、监察、调查等，而且会导致不应有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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