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油事件发生虽然已近一年，但人们对它的思考并没有停止。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探讨发生这一事件的深层原因。

　　一是“企业家”的光环使制度成为束之高搁的花瓶。陈久霖曾经是成功企业家的楷模。他既是中国航空石油集团副总裁，又是新加坡上市公司的总裁，受国际资本浸染多年，头上戴满了各种光环。在这样的强势经理人面前，通过制度控制和约束经理人的非理性行为的简单道理被迷信强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击破。在“内部人控制”的中航油，公司总裁权力至上，不受任何制衡，监事会也成为装饰性的“花瓶”。母公司派来党委书记和财务经理，被陈久霖以种种理由隔离于公司业务之外或转派到下属公司，致使党委书记在新加坡两年多，竟一直不知道陈久霖从事场外期货投机交易。在中航油这样的国有企业里，陈久霖一手遮天，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四种身份一肩挑，根本谈不上分工与配合，不存在制衡与监管，完全是个人意志一统天下。中航油辉煌之时，也曾花费不菲价格力邀国际知名咨询机构度身打造其内部控制制度，但是，这种“看起来很美”的制度，在“个人说了算”的中航油只不过是做“秀”罢了。制度监管被自身的双重标准击毁。

　　二是授权失当，赌博心理强烈。曾经的成功及对“强人”的迷信助长了陈久霖的赌徒心理。当他面对或者斩仓或者展期的选择时，不是面对现实理智地控制亏损，而是企图咸鱼翻身，结果导致越陷越深。其实，同样的选择直面国际市场的老手时，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适时斩仓。而中航油却在交易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建议下，选择了后者以回避市场现实。这是自2004年3月28日亏损580万直到2004年10月3日亏损8000万的过程中，中航油所一直坚持的思维逻辑，而后来局势越发不可收拾，从而导致了一败涂地。事实上成了以国有资产为筹码在国际石油期权市场上的豪赌。自恃对实际情况更为了解、期望控股公司和监管部门给予“方便”的陈久霖，在上下层面监管的双重缺失下，把中航油送上了赌台。

　　三是财务治理结构存在巨大漏洞。规范有序的财务治理结构是从根本上规范董事会、经理层和财务经理行为，使企业的财务活动理性化和符合股东利益的保证。由于股东、经营者和财务经理所处的地位不同，使得他们掌握的信息不对称，而股东常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追求自己最大化效用的过程中，经营者和财务经理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隐瞒某些信息，欺骗股东。要有效约束企业经营者和财务经理，就必须建立良好的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结构是一种制度安排，其效能就在于抑制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使个人理性服从于集体理性。试看中航油，其毫无理性的扩张并不符合股东的利益，只是满足了经营者的盲目自大。本来当经营者的财务行为违背了股东的利益时，这种行为应该受到制约，但是由于其财务治理结构的缺陷，经营者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制止。

　　通过中航油事件，笔者认为：（1）应制订国资运营警示性规则条款，严格规定经理人经营行为的“若干戒条”，这是由许多成功企业的事实所证明的；（2）明确规定国资经营的“规定动作”，对于国有企业应该做、必须做的经营行为要明确业务流程、规范投资程序，并且要求经理人员签订责任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国资流失问责制度；（3）针对不同企业的股权结构、发展阶段、产业势态、业务风险等情况，制定特定的治理结构，做到“因企制宜、分类监管”；（4）完善公司“三会”制度，形成权力互相制约的治理机制，从传统观念和经典理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加强系统治理，增强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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